01｜聚焦民生 医务工作者备受关注

2026年3月，全国两会在北京举行。在本次会议中，民生话题成为焦点，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医疗行业和医务工作者。多位来自医疗界的政协委员提出了与医生切身相关的建议，这些建议很快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讨论。

一位值得关注的人物是全国政协委员朱同玉。朱同玉目前担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，同时还是上海市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，也是一位长期在临床一线工作的泌尿外科教授。公开资料显示，朱同玉曾担任过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主任、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等职务，在医院管理方面经验丰富。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了一个观点：医务人员的薪酬不应该与创收直接挂钩。

朱同玉认为，医生的收入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评价体系，需要综合考虑医生的技术难度、职业风险等因素。他特别提到，急诊科的医生虽然不能直接创造很高的经济收入，但他们的劳动强度很大，职业风险也很高，这类科室的绩效应该在全院平均水平之上。朱同玉指出，如果医生的收入和创收挂钩，可能会导致医疗行为扭曲，比如出现过度医疗的问题，最终损害的是患者的利益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 图源：红星新闻

另一位值得关注的人物是全国政协委员王广发。王广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的主任医师，也是我国呼吸科领域的著名专家。他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做出了突出贡献，2020年被评为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。在本次两会上，王广发提出了一个很具体的建议：要保障医护工作者的休息权。

他在接受医学媒体采访时表示，医务人员的工作压力非常大，保证他们的休息权，对于保证医疗质量、提高患者满意度非常重要。王广发强调，应该严格落实《劳动法》的相关规定，明确医疗行业的工作时长上限和加班补偿标准，让医护人员的休息权有法可依。他提到，根据2024年的一项调查，超过40%的医务人员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，还有近5%的医务人员全年无休。王广发认为，医护人员长期处于高压和疲劳状态，不仅会损害他们自己的健康，还会因为精力不济增加医疗失误的风险。

图源：中国新闻周刊

这两位委员的建议在网络上获得了不少医务工作者的认同。很多医生留言表示，不指望能赚大钱，只希望能有正常的休息，能安心看病不用考虑指标。这些讨论背后，反映出医疗行业存在的一些长期问题。

02｜市口腔医院陷创收风波

就在两会召开前不久，口腔行业发生了一起引发广泛关注的事件。

2月25日，网络上出现了一条消息：甘肃兰州某公立医院的医生称，医院设立了创收指标，他每月的指标是2.5万元，完不成就要向别的医生借用额度，再从工资里扣钱还给对方。这位医生还表示，因为自己没同意这种做法，被上交到医务科待岗。这条消息很快在网络上传播开来。

2月26日，兰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调查情况通报。通报说，2月25日下午网络出现相关信息后，卫健委立即成立工作组进行调查核实。经查，兰州市口腔医院在日常管理中没有设置创收指标的情况，也没有因此导致医务人员待岗的情况。卫健委表示，下一步将指导督促各医院加强管理，规范诊疗行为，坚持以患者为中心，持续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。截至目前，这个事件没有公布更多的后续调查结果。

图源：兰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为什么一条简短的、前无太多铺垫、后暂无明确结果的事件会在互联网上引起这么大的传播？核心原因可能在于“创收指标”这个词在医疗行业中太敏感了。

对于普通患者来说，“创收指标”意味着一个可怕的逻辑：如果医生的收入和他创造的经济收益挂钩，那医生会不会为了让患者多花钱而看病？小病会不会被当成大病治？不需要做的手术会不会被建议做？这些担忧直指医患关系中最脆弱的部分——信任。

对于医务工作者来说，“创收指标”这个词触动了他们长期以来的职业困境。医生这个职业本该以治病救人为目的，但如果每个月都有明确的金额指标压在头上，职业的性质就变了。兰州事件虽然官方调查否认了创收指标的存在，但能在网络上引起这么大的反响，本身就说明很多人相信这种事可能发生，甚至可能在自己的身边发生过。

03｜医疗工作者陷入的生存泥潭

虽然涉事医院否认有设立创收指标的行为，但“创收指标”这个词在医疗行业肯定不是空穴来风。自己的工作单位有没有类似的行为，很多医生心里是有数的。

为什么医疗行业会出现创收指标这种逻辑？其实用两个字足以概括：生活。

公立医院虽然带有公益性质，但在实际运行中，它们需要自己解决很大一部分运营成本。政府的财政补助往往不足以覆盖医院的全部支出，包括设备采购、基础设施建设、人员工资等，都需要医院通过医疗服务收入来弥补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医院管理者很自然会把经济指标分解到各个科室，科室再分解到医生个人。这就形成了一种压力传导机制：医院要生存，科室要完成任务，医生要拿到绩效工资，最终就看能创造多少收入。而自负盈亏的民营医院是否存在创收指标，自不必多言。

从更深层次看，这与医疗服务定价机制有关。医生的技术劳动长期以来定价偏低，挂号费、诊疗费这些直接体现医生技术价值的收费项目标准不高。医院要增加收入，往往只能依靠药品、耗材、检查检验这些项目。这就导致一个很扭曲的局面：医生越是通过开药、开检查来增加收入，就越偏离医疗服务的本质。

过度强调创收指标会造成什么后果？最直接的后果是过度医疗泛滥。当医生的收入和他开出的医治的患者数量挂钩时，就会出现能做不能做都尽量去做的情况。患者可能本来不需要某种检查，但为了完成指标，这种检查就变成了“建议做”。本来可以用便宜药治疗的病，可能会被推荐用更贵的药。这种行为的累积，最终会推高整个社会的医疗成本。

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医患信任的崩盘。医学本身存在很多不确定性，患者去看病，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医生的信任。但如果患者发现医生开的检查、设计的医疗方案可能是出于完成指标的需要，这种信任就会被破坏。一旦信任瓦解，医患关系就会变成纯粹的买卖关系，甚至比买卖关系更紧张——因为患者处于信息劣势，无法判断医生的建议到底是出于病情需要还是出于经济需要。这种不信任感一旦形成，医患纠纷就会增多，双方的相处会变得越来越困难。

当下国内医疗行业工作者日常面临的困难是多方面的。首先是工作负荷过重。王广发委员提到的调查数据很能说明问题：超过四成的医务人员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，很多人每周只能休息一天甚至更少。加班是常态，但没有加班费也是常态。其次是职业风险与回报不匹配。像急诊科、重症监护室这些科室，医生面对的是最危重的病人，工作强度大，职业风险高，但收入可能还不如一些可以开更多检查和药品的科室。第三是考核压力。虽然很多医院不直接叫“创收指标”，但绩效考核中必然包含经济相关的维度。医生需要在看好病和完成指标之间找平衡，这种压力是外界很难体会的。

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，就是医生的职业成就感被消解。医生选择这个职业，最初往往是出于救死扶伤的理想。但日复一日被指标、考核、工作量压着，很容易让人忘记当初为什么选择这条路。有医生在接受采访时说过，每天看病看到麻木，病人只是一个接一个的号码，很难再有那种治好病人之后的满足感。这种职业倦怠，可能比身体上的疲劳更难恢复。各位医生可以试想一下，自己有多久没有因为医好了一位患者而感到高兴了。

医疗行业需要解决的核心痛点，其实在朱同玉和王广发两位委员的建议中已经点出来了：一个是薪酬体系，要让医生的收入合理体现技术价值，而不是和创收挂钩；一个是劳动保障，要让医生有正常的休息，有法定的权益。这两个问题如果能够解决，很多其他问题可能会随之缓解。

当然，这些问题都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。公立医院改革、医疗服务定价机制调整、分级诊疗制度的推进，都需要时间。但对于广大医务工作者来说，两会期间能有代表这些建议，至少说明相关问题已经被看见，被讨论。至于“春天”是不是真的要来了，可能还需要看后续政策的落地情况。